新竹棒球场土壤中挖出砖头、电线等物品引起轩然大波(中时资料图)
无独有偶,2022年12月,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贵敏在台立法机构质询台当局官员花敬群时,花敬群直指李贵敏的问题抽象、无法回答而径直走下备询台,此举动令各界大跌眼镜,这名官员亦广受各界批评。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台湾时事评论员表示,民进党当局官员对民生的漠视、对民意代表的不尊重,正是源于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据台媒报道,苏贞昌不止一次在立法机构与民意代表公开“呛声”:去年11月11日,苏贞昌与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洪孟楷互呛,苏贞昌直接“问候洪孟楷的妈妈”;前年10月12日,苏贞昌被问及防务问题,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郑丽文呛声“袂见笑”(方言:不知羞耻),也令舆论哗然……
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中时报系资料图)傲慢的代价,守住基本盘成问题
当前,台湾社会一股“下架民进党”的氛围持续凸显。一份民意调查显示,仅有31%的民众认同民进党,数据呈现大幅下滑态势。
“九合一”选举大败后,民进党启动所谓党内检讨机制,但被认为沦为形式,也未提出败选“主因”。在随后举行的嘉义市长选举中,民进党再次惨败,有熟悉当地情况的绿营人士坦言,民进党连基本盘都没守住。
1月8日台北市举行一场民意代表补选,民进党再次败选,这已是民进党的“三连败”。有新闻报道预测,“不到两个月后的南投县民意代表选举,几乎也可预期民进党会输。”
傲慢依旧,听不到民众声音
“除了民进党当局行政部门的目中无人,民进党声望持续低落,原因是一党独大的傲慢。”联合新闻网一篇文章直击民进党要害。
也有评论指出,民进党执政傲慢令人无法忍受。
近年来,民进党在立法机构强推各种法案、一味护航“高端”疫苗并拒绝“复必泰”疫苗入岛、林智坚对论文抄袭和棒球场案不知反省、民进党当局官员面对质询时颐指气使,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一手遮天”产生厌恶,在这样的氛围下,民进党一路选输不令人意外。
曾经被视为民进党“票仓”的年轻人也对民进党当局失去信任。“把一个更好的台湾交到下一个世代手上”是民进党上台之际对年轻人许下的“承诺”,如今几乎全面落空。
“因为权力的傲慢,所以不需要沟通、也不能沟通。”在评论民进党的做法时,一位台湾媒体人表示。
“谦卑、谦卑、再谦卑”终究只是口号,民进党“傲慢式执政”形成无视民意的惯性,让岛内民众愈发失望。
多地警方开出首张反诈罚单 中国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中新社北京1月11日电 题:多地警方开出首张反诈罚单 中国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中新社记者 郭超凯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施行以来,近期上海、沈阳、韶关等中国多地警方纷纷开出首张反诈行政罚单,对电诈犯罪活动形成强有力震慑,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多地开出首张反诈行政罚单 加大惩治力度,填补以往打击治理电诈工作中行政处罚措施的缺位,正是反电诈法的亮点之一。 去年12月1日,反电诈法正式实施当天,广东韶关公安便对为电诈分子架设通信设备的嫌疑人黄某,开出新法施行后广东省首张反诈行政罚单,对黄某处以没收违法所得6000元(人民币,下同)、罚款1.2万元的处理。截至12月17日,广东警方共适用新法行政处罚633人。 连日来,多地警方纷纷开出当地首张反诈行政罚单:上海警方对3名为电诈团伙搭建涉诈话务窝点的“90后”开出首份罚单;山东潍坊警方对一起非法出借电话卡案件开出1万元罚单;辽宁沈阳警方处罚为电诈团伙提供微信账号的刘某,打响了当地反诈行政处罚“第一枪”……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警方开出的行政罚单,主要针对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但尚不构成犯罪的,非法制造、买卖、使用GOIP、猫池等软件设备或是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等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支持或帮助的,以及提供实名核验帮助和假冒身份开卡开户等违法行为。 山东潍坊青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大队中队长庞伟告诉中新社记者,警方的行政罚单不仅针对为电诈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也会针对那些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诈活动的违法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袁彬表示,电信网络诈骗是财产性违法犯罪,震慑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必然要提高其违法成本、降低其犯罪收益。开具行政罚单、提高罚款的倍比,有助于更好地处罚违法犯罪,并通过提高违法成本,扼杀他们从事电诈的念头。 填补“漏洞”,全链条打击电诈 2022年前11个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9.1万起,同比上升5.7%,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同比上升64.4%。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案发较多、上升较快、民众反映较强烈的犯罪类型,呈现出“产业化分布、集团化运作、精细化分工、跨境式布局”的特点。 多年来,电诈产业已衍生出一条完整的黑灰产业链,从上游为电诈团伙提供技术工具、收集个人信息等,到中游实施诈骗,再到下游利用支付通道“洗白”资金,涉及电信、金融、互联网等多个行业。 反电诈法施行前,公安机关在打击电诈过程中存在法律衔接不足的问题,若违法犯罪行为未达到刑事处罚标准,公安机关往往只能将涉案人员教育后释放。比如,被电诈分子雇佣来“洗钱”的“卡农”,以往只要涉案金额不高,“卡农”就很难被惩处;反电诈法实施后,这个“漏洞”终于被堵上。 庞伟指出,反电诈法在打击惩治电诈犯罪及关联犯罪的刑事责任方面,与刑法的规定相衔接;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可以依照该法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 在外界看来,反电诈法的出台,让各部门的反诈工作有法可依,更在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惩戒措施方面,对电诈犯罪分子进行“量身定制”的惩处。 事实上,除了对境内电诈重拳出击以外,这部“小切口”的法律也为打击跨境电诈提供法律支撑。 随着打击力度持续加大,电诈犯罪在国内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不少电诈犯罪团伙已经转移到境外。这一变化进一步加大了警方打击的难度和成本。 对此,反电诈法专门作出规定:对前往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地区的人员,出境活动存在重大涉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嫌疑的,移民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国务院公安部门等会同外交部门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这为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打击治理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 在庞伟看来,反电诈法将公安机关在反诈工作中形成的一些制度和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定,夯实了各方责任,让警方打击治理和防范工作更加有法可依,为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以及上下游关联违法犯罪方面提供根本的法律保证,起到良好的惩治效果。(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